地圖會說話

猶記得 1980 年代末期，當我還在唸小學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節育的宣導。像是，「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孩子恰恰好」，至今我還能琅琅上口呢。曾幾何時，現在政府憂心的不再是「人口爆炸」，反而是「亡國滅種」了。

總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是衡量生育行為的重要指標，其定義為育齡婦女各年齡層生育率之加總。在假設婦女生育步調恆定的情況下，總生育率可詮釋為：平均一個婦女終其一生將生育多少子女。此種詮釋擁有迷人的直觀特性，因而獲得廣泛的採用。問題是，婦女的生育年齡不斷延遲，這樣的詮釋將低估實際生育數。事實上，生育數減少、延遲生育，皆會使生育率下降。前者稱為總量效應 (quantum effect)，後者稱為步調效應 (tempo effect)。2005 年臺灣剩下 9 個山地鄉的總生育率高於 2.0，這不見得能預期只有這 9 個山地鄉的女性，平均將會生兩個孩子以上。

都市化、工業化、女性教育程度、嬰幼兒死亡率，是傳統人口研究最常用來解釋生育率差異的概念。而過去在臺灣的實證研究，也發現族群對生育率有顯著影響。近年來，女性就業的情況愈來愈普遍，以及新進的外籍新娘開始生兒育女，都成為可能影響生育率的人口社經因素。

不過，經常看這個部落格的人大概也猜得出來，我更關心的議題是什麼。老狗變不出新把戲，我強調的是「模仿」對生育行為的影響。當人們決定生幾個孩子、何時生孩子時，不會只考慮自己的社經條件而已。他們還會去參考周遭有類似情況的人們，看看別人生了幾個孩子、何時生孩子。因此，一旦某群人開始減少生育或延遲生育，與這群人接觸的人們便會得到減少生育或延遲生育的訊息，仿而效之。後者一旦跟進，又會回饋訊息給前者，強化前者減少生育或延遲生育的決定。不斷回饋的結果，使得生育率的變化往往超乎人口社經因素的預期。由於人群接觸機會總是與地理空間的鄰近性有關，因此一個地區的生育率，可影響其鄰近地區的生育率，形成擴散。

例如 2001 年某鄉鎮的總生育率，一方面受 2000 年人口社經因素的影響 (為什麼是前一年？生育總得懷胎十月嘛！)；另一方面，也受其鄰近鄉鎮過去總生育率的影響。所謂「過去」，我們姑且定義為過去五年。寫成迴歸式，就成為下面的樣子：

2001年某地總生育率 = α + β*2000年某地人口社經因素 + ρ*1996~2000年鄰近地區平均總生育率 + ε

如同預期，非農工作人口比例愈高的鄉鎮 (反映「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程度)，總生育率愈低；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愈高的鄉鎮，總生育率愈低；相較於鶴佬人，客家人、原住民愈多的鄉鎮生育率愈高，外省人愈多的鄉鎮生育率愈低；越南籍、印尼籍佔女性配偶比例愈高的鄉鎮，生育率愈高。

出乎意料的是，嬰兒死亡率與總生育率的關係不顯著，這與二十年前的研究不同。可能的原因是，當前嬰兒死亡率已降至極低的水準，對生育行為的影響程度有限。此外，女性就業比例與總生育率的關係，也不明顯。

迴歸式中的 ρ 為 0.2，並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這意味著，若鄰近鄉鎮過去五年的平均總生育率降低 1，則觀察鄉鎮的總生育率額外降低 0.2。假設婦女的生育步調從此之後恆定不變 (當然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可以詮釋為：若鄰近鄉鎮的人平均少生 1 個孩子，則觀察鄉鎮的人就會額外少生 0.2 個孩子。


相關閱讀：
總生育率下降的表象與實際
生育率（一）
生育率（二）
Fertility Decline in the Developed World

延伸閱讀：
Tolnay, Stewart E. (1995)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fertility: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counties in the American South, 194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2), 299-308.

Montgomery, Mark R., and John B. Casterling (1993) The diffusion of fertility control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pooled cross-section time-series models. Population Studies, 47, 457-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