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會說話

首先，分辨「選舉的地理」 (geography of elections) 與「選舉地理學」(electoral geography) 有何不同，是相當重要的。這個區別對於說明地理學在選舉研究中的正當性與獨特性，深具意義。

選舉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數民主國家的政黨支持度具有地理變異。例如，美國內戰後一個世紀左右，民主黨獲得南方選民的穩固支持。如今，民主黨的選票集中於東部或都市區域、共和黨的選票集中於西部或鄉村區域。在英國，都市向來是工黨的根據地、英格蘭鄉村是保守黨的地盤、自由黨則長期固守凱爾特邊區 (Celtic Fringe)。諸如此類，凡有關選舉結果分布狀態的描述，皆屬於「選舉的地理」。

如果地理學在選舉研究中的定位是解釋「選舉的地理」，那麼選舉議題是否需要地理學家插手，不無疑問。因為主流政治學家對於解釋「選舉的地理」勝任無虞，而且表現良好。政治學家利用選民的社會特徵 (如教育、所得、階級) 與社會心理特徵 (如認同、意識型態)，解釋一個選民為何把選票投個某個黨派。只要能夠瞭解一個選民的投票行為，便能夠解釋一個地理區域中一群選民合起來的投票結果。如此一來，地理變異的原因也就水落石出了。

因此，「選舉的地理」固然是地理學家經常在解釋的現象，但並非「選舉地理學」之所以做為一個獨特領域的關鍵。地理學家不只是要解釋「選舉的地理」，還必須提出地理學的解釋。何謂地理學的解釋？那是強調「空間與地方」如何影響個體層次的投票行為與總體層次的投票結果。此種觀點在主流政治學中通常是被忽略的。

圍繞著「空間與地方」的因素，選舉地理學發展出三種典型的研究。選區劃分研究最早受到矚目，其主旨是分析各種選區劃分方式對選舉結果的影響。這類研究關心總體層次的現象。另一方面，「脈絡分析」的產量最為豐富，其主旨為探討選民行為與居住環境的關係。脈絡分析關心個體層次的現象，因而與政治學家的對話較為密切。近年來，選舉研究的空間分析逐漸成熟。這類研究擅長處理政治意見、政黨支持的接觸擴散過程。空間分析的對象可涵蓋總體層次與個體層次，但受限於個體資料的空間資訊不可得，至今處理的大多是總體層次的現象。

選舉地理學的研究焦點，牽涉一場地理學家與政治學家的論辯。政治學的現代化理論主張：現代化社會的人們追求社會經濟領域的成就，與地域的聯繫不再重要。選舉反映的是功能性 (例如：牽涉階級利益的公共政策) 的分歧，勝過地域性的切割。因此，多數政治學家將每一個選民視為一個獨立的原子，由原子本身的特性來解釋該原子的表現。至於地理區域的投票結果，純屬一群原子的集合。如果政黨支持度具有地理變異，那是由於不同區域有不同的原子組成。在這樣的架構下，選民住在什麼地方是無關緊要的。

原子論的盲點是假設每個選民都是孤立的，不會與環境或其他人互相影響。為了彌補原子論的缺陷，脈絡分析結合總體資料與個體資料，探討總體特徵對個體行為的影響。一份 1969 年的研究發現，同樣是勞工階級，住在中產階級社區者比住在礦業地區者較不支持工黨。後續研究亦一再驗證同樣的發現。追隨者認為這些發現是「鄰近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 的證據。具體而言，住在中產階級社區的勞工較容易接觸到保守黨支持者，因而容易被保守黨的輿論影響。反之亦然。

地理學家相當歡迎鄰近效應或脈絡效應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強調地理環境的影響力。然而，許多政治學家並不接受。後者於 1992 年發表一篇文章，質疑地理學家考慮的解釋變數不夠充分，以致於在模型中殘留不能被解釋的地理變異。此種殘留是假的，並非地理脈絡的效應。他們考慮比前人還要充分的解釋變數後，發現獨立的地理脈絡效應幾乎不存在。政治學家進一步質疑，地理學家並未真正觀察到脈絡效應的機制；且分析的地理單元通常很大，並不能貼切反映選民互動的範圍。

一些地理學家展開反擊。他們考慮比 1992 年文章更詳盡的解釋變數、及更細緻的地理單元，仍舊消除不了殘留的地理變異。到了 2001 年，新的分析技術能夠任意選擇地理脈絡的範圍。例如，以受訪者周遭 500 人、1000 人或 10000 人的特徵做為該個體的地理脈絡。這使得脈絡效應的證據更為強烈，部分政治學家不得不審慎地接受，開始與原先的對手地理學家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