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會說話

地圖是空間認知的再現，古地圖中的幾何形狀反映古人的空間認知。完成於1878年的《全臺前後山輿圖》，臺灣的輪廓明顯變胖了，顯示當時後山在漢人心中仍比實際更為遙遠；此外，臺灣、基隆、恆春、澎湖等縣廳，以其政治、戰略的重要地位而受到特別關注，產生顯著的放大。

由於實質環境 (objective environment) 經識覺 (perception) 與認知 (cognition) 後，於人腦中所產生的認知圖 (cognitive maps or  mental maps) 與實質環境有所差異，因此人類並非依據實質環境進行空間行為與決策。若欲有效分析人類的空間行為，就必須從認知圖的解讀著手，此乃行為地理學所揭櫫的精神。歷史上，古人依其空間認知進行決策，部分甚至形成歷史傳承，影響後人的行為。然而這些決策若以現代人的空間認知來理解，難免產生偏差。因此探討古人的空間行為與決策，應當進入歷史情境中，由古人的空間認知出發。

目前行為學家主要透過直接繪圖法 (direct mapping) 與間接繪圖法 (indirect mapping)，具像化人腦中的認知圖。前者要求受試者繪製類似地圖型式或影像型式的概略圖，如此便可分析其與實質環境間的幾何差異；後者則根據受試者的反應，重新建構其對於空間環境的表徵。顯然我們不可能直接徵詢古人對於空間的認知，然而古人所遺留的地圖具有直接繪圖法的精神，是一種空間認知的再現 (representation)。因此透過古地圖的解讀與分析，我們得以探索古代製圖者的空間認知。

古地圖不僅反映製圖者的空間認知，也影響讀者所建構的空間認知。因為從自我探索中所建立的空間認知，僅侷限於個體的活動範圍之內；而更廣泛區域的空間認知建構，則必須藉助於其他管道。其中，地圖是重要的媒介。由此可見，一張古地圖往往也反映了讀者群的集體空間認知。

1878 年繪製完成的《全臺前後山輿圖》(以下簡稱《輿圖》) 是清末的重要地圖，繪製於 1874 年牡丹社事件後，時值清帝國對臺灣的治理方針有重大調整：開山撫番、政區通盤重劃。《輿圖》中臺灣輪廓所反映的結構性空間認知，可藉由認知圖的概念加以解讀。歷史上，臺灣西部是漢人移民建立初級節點及其相關連結之所在，熟悉程度最高，因此其空間認知與實質環境差異最小，並不難理解。相較之下，後山對於當時的漢人來說，仍是陌生的新天地。漢人初次於後山建立主要節點時，或許由於群山的阻隔，高估其與西部節點之間的距離。因此當後山的次要節點再藉由主要節點尋求定位時，便隨著主要節點一起發生偏移，發生構造板塊式的認知圖扭曲。此特徵亦反映後山在當時漢人心中的距離，比實際更為遙遠。

臺灣縣 (今臺南一帶) 是漢人移民臺灣本島的起點，兩百多年來又身為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當然被人們以放大鏡檢視。而基隆以其優越的港灣形勢與煤炭資源，輸出大量茶葉與樟腦行銷全球，早已深受列強所覬覦，故其在人們心中的認知被放大許多，亦不足為奇。恆春剛因發生牡丹社事件，迫使清帝國放棄琉球的宗主權，這對清帝國而言是很大的刺激，事後刻意經略恆春。換言之，恆春備受矚目的認知反映在當時的地圖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澎湖的放大情形最為突出，其原因早已清楚載明於《臺灣輿圖並說》的跋文：「議臺防者，莫先於防澎湖也。」

值得注意的是，逐漸成為臺灣新經濟中心、並新設臺北府城的淡水縣 (今臺北一帶)，並未出現顯著放大的情形。可見當時淡水縣在軍事防務上所受到的關注，似乎尚未超越臺灣縣、澎湖廳等傳統的重點區域。而當清政府藉由《輿圖》來構思北臺灣的海防時，可能也會把較多的注意力放在基隆廳一帶。

節錄自：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1878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地理學報，42 (2005): 4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