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經濟學有那麼多數學公式?
為什麼人文學科有那麼多火星話?
《經濟自然學》提供非常精闢的答案:原來,這是一場軍備競賽!
(摘錄自《經濟自然學》第195~198頁)
運用數學模型在經濟學有其悠久而輝煌的歷史,對深入理解市場機制貢獻卓著。可是自二十世紀中葉起,數學理論應用的程度急遽加重,連不少經濟學者都覺得太過頭。到底經濟學者是否數學用得過度?
數學模型應用增加的同時,學術研究職缺的競爭也日趨激烈。在講求嚴謹的經濟學專業領域,如果表現得比別人嚴謹,求職時應可佔上風。而能夠設計並演算繁複的數學模型,正是專業能力卓越的訊號,理路不清的人可無法勝任。因此想爭取這些學術職缺者,無不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以求數學功力更為精進。
可是和其他案例相同,訊號的強弱取決於相對的環境。當愈來愈多經濟學者在著作中增加數學模型的應用,藉以展現自己的學術能力,競爭的門檻也愈來愈高。這樣的「軍備競賽」之下,導致數學模型的應用趨於浮濫。
這樣看來,經濟學用到過多的數學,可能和雞尾酒會中大家都拉高嗓門是同一回事。在擁擠而嘈雜的空間,一定得提高音量才能讓人聽見。可是當人人都提高音量,嘈雜程度隨之提高,你就得更大聲一點。
※※※
想擠身人文學科教授,勢必得具備相當的文字與口語功力。可是瀏覽人文學科教授的著作,卻充斥令人無法卒讀的段落。以下是摘自 Maria Lugones〈街頭行人策略〉論文的一段:
我建議應採行朝向干擾二元對立的策略,這對於抗拒/解放認識論至為重要。這樣做就是應用分解伴隨社會區隔而來的集體性,並將其危險規避理論化而不應用其思維。
或許大部分人文學科教授都能輕易解讀其中含義,但根據非正式調查,其他絕大多數的人可辦不到。為什麼對一般讀者而言,人文學科教授的著作經常猶如天書?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人文學科的對話也受制於與經濟學類似的模式。經濟學者想要出頭,就得表現得比競爭對手更嚴謹,而人文學科教授則需要盡量展現自己學識有多淵博。假如一開始,絕大多數人文學科教授用字遣詞都平易清晰,而其中有一位教授卻偶爾在談話或寫作時掉書袋,可以想見他一定能占到些便宜。聽者與讀者會覺得此人言論必然頗具權威性,因為有些意思他們不清楚。
當然如果賣弄過度,穿插太多讀者不熟悉的術語,可能會遭到抱怨。可是如果有更多教授起而跟進,許多原本艱澀的語詞可能慢慢在學術圈內普及起來。此時唯有將底線再往前推進,才可能展現自己的博學。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專業讀者對學識淵博的界定標準也會跟著變動。等到塵埃落定之際,人文學科教授的專業著作和傳統寫作之間呈現天壤之別,也就不足為奇了。
相關閱讀:火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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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譯文的問題
摘錄的引文若是譯文,還是要分辨一下這種狀況是「人文學科教授」原文如此,或是「譯者」誤以為該當如此。不排除人文學科教授因為看了太多怪譯,誤以為必須要以該種語法操作的可能性。
有些人文學科的書籍 引經據典
一下子(XXX, 1987),接著又是(OOO, 1989)
舉了很多人說的話,搞得好像念了很多書一樣...
結果讀者還是不知道這些碎裂式的言論有什麼用......
一方面是計算工具的進步,讓更多處理資料的可能性出現
但另一方面也是被期刊reviewers逼的
後者,應該也是一種軍備競賽的心態吧
說的好
就是因為大量的經濟公式讓水瓶沒有辦法很順手進入!博士賣驢
博士賣驢,下筆千言,不見「驢」字。這對有些蛋頭學者來說,可還真算是一種本事。
若決策議題和戰爭迷霧的人性是普世相通的, 要用數理模型解釋(中研院有一名雙博士的助研究員, 醉心於此)歷史的戰爭邏輯和國際競爭, 是無可厚非; 然, 決策過程與摩差議題, 乃是結合歷史偶然性而成, 這種殘差能處理嗎? 要在內生或外生變數處理呢?
看到高華大哥的文章, 有感而發, 請見諒
方法論:隨便
內容:【空】
參考文獻:腦袋
1要有相當充足文獻研究和書目資料
2用自己的觀念和言語表現
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兩個條件
實際工作的時後才發現兩者常常發生衝突
當我真的再用自己的觀念和言語呈現時
發現很難再附上參考書目或文獻....
專業學者不需要對領域外的讀者寫文章,但專業學者以模型或術語推出的著作有沒有什麼用,則讀者預作評價必須要先懂這些推導模型的數學工具或者堆砌以作解釋的術語和理論,因此造成閱讀門檻,使得多數沒用的論文或著作無法得到應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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