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會說話

還有一種空間，既不是無形的容器，也不是被分離出來的幾何元素，而是人事物之間相互關係的密切程度。關係較密切者，通常稱為鄰近；較不密切者，則稱為疏遠。

1970 年，Tobler 提出「地理學第一定律」，一語道出空間關係觀的精髓：「Everything is related to everything else, but near things are more related than distant things.」(凡事皆相關，但近的比遠的更相關。)

那麼，鄰近、疏遠要如何衡量呢？最簡單的概念是物理距離，也就是一般口語中的距離。但必須注意的是，物理距離較短者，並不保證關係一定較鄰近。例如，與那國島和臺灣的物理距離只有 110 公里，能見度好時甚至能見到臺灣。但是從與那國島到臺灣，得先經石垣、再經那霸，繞好大一圈。結果，與那國島與臺灣的交流反而不如那霸與臺灣密切。由此可見，影響距離的因素還有交通動線、時間、價格等。

Tobler 的概念雖然號稱是「地理學第一定律」，然而當時人文地理學者開始忙著搞馬克思，基本上沒什麼人鳥他。將 Tobler 概念發揚光大的，反而是經濟學家。

計量經濟學 (Econometrics，正確翻譯是：經濟計量) 中有許多研究，試圖估計區域的經濟產出或經濟成長率。這類研究以各個區域的因，解釋其自身的果。例如，某區域的資本、勞力、人力資本，決定其經濟產出。然而經濟學家發現，鄰近區域之間總是互相干擾，造成模型錯估。一開始，他們將這種干擾 (空間自相關) 視為一種「麻煩」，估計時必須加以排除。他們發展出解決這個麻煩的方法，稱為「空間經濟計量」(Spatial Econometrics)。等到這套方法逐漸發展成熟時，經濟學家猛然頓悟，這套方法不只是用來解決麻煩而已，更牽涉到方法論層次。

二次大戰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蔚為社會科學主流。亦即，將社會的行動者 (一個人或一群人) 視為獨立原子，由原子本身的特性來解釋其表現。這樣的方法論往往忽略原子之間的連帶關係。當經濟學家解決空間自相關的麻煩後，發現他們似乎也能夠正面處理「外部性」、「外溢」等效應。於是，大量空間經濟計量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還是最近十年內的事情。用一句話來概括這類研究的精髓，不外乎：愈鄰近的區域，總體經濟表現愈容易互相影響。

經濟學家的成就，啟發了其他社會科學家。於是，愈來愈多的社會學、政治學研究也開始談空間關係。例如，自殺、生育、參與教會都有模仿的情形；謀殺、政黨支持度、政治獻金有擴散的現象。大部分空間關係的效應是正面的，但也有負面的例子。早期美國南方白人會對黑人施以私刑，當某地發生一次案件後，其鄰近區域在短期內就不會再發生。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效應，在愈鄰近的區域，人們的行為愈容易互相影響。

以上所談的鄰近關係，都屬於地理空間。事實上，地理空間僅是空間的一種型式而已。除了地理空間以外，還有更多種類的空間，像是「社會空間」。社會空間指的是人與人之間來往的密切程度。例如，甲與乙是朋友，乙與丙是朋友，則甲與乙的社會距離小於甲與丙。當然，朋友可以再進一步區分為好朋友、普通朋友，前者的距離小於後者。社會空間的概念與社會網絡理論完全相容，其精髓仍是：交情愈深的人們，行為愈容易互相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空間可互相鑲嵌。例如，「遠親不如近鄰」，同時牽涉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

如果將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替換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就成為「貿易空間」。同樣的，貿易往來愈密切的國家，在貿易空間的位置愈鄰近。有研究指出，貿易空間愈鄰近的國家，在政治上愈容易互相影響。

空間關係還可以進一步抽象化為指標距離，例如「制度空間」。最常見的制度空間，是以政治自由度與經濟自由度為雙軸，每個國家都擁有一個特定位置。位置愈靠近，意味制度愈相似。有些學者主張，制度空間愈鄰近的國家，總體經濟表現愈容易互相影響。

我們不難發現，凡是牽涉「人事物之間相互關係的密切程度」，都可發展出空間概念。不過，這種空間概念把地理學完全融化到社會科學中。希望找出地理學自主性的人，恐怕要失望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