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會說話

從 1960 年代開始，美國的謀殺犯罪率便節節升高。到了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初的高峰期時，美國的謀殺犯罪率大約是其他已開發國家的 10 倍。當時每 10 萬個美國人當中，每年約有 10 人左右遭到殺害。如果你對這個數字沒什麼感覺，不妨將其想像成臺灣的情境。如果臺灣的謀殺犯罪率也跟美國一樣高，則每年約有 2300 人左右遭到殺害。平均下來，每天當你打開電視機時，都會看到 6 起兇殺案件。

美國內戰結束之後，黑奴獲得解放。不過，南方還是有很多白人看黑人不順眼，常伺機找藉口修理黑人。這股私刑風氣從 19 世紀末延燒到 20 世紀初。許多黑人只不過是不小心瞄了白人一眼，甚至是看起來太聰明了點，就被白人拖到樹林裡或大街上，輕則拷打、剁指頭，重則殺害。據估計，從 1890 年到 1919 年間，共有 1748 個黑人遭殃。平均每 6 天就發生一起私刑案件。

在人類所有的行為當中，大概找不到比自殺更難以解釋與引起爭議的了。俗話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如果人們是為自己著想，又怎麼會自我誅滅呢？自殺與「自利」的理性選擇理論，看似有些不太協調。此外，如果你同意：在不侵犯他者的情況下，人們的自由都應該獲得保障。那麼，自殺顯然並未侵犯他者，人們是否也擁有自殺的自由呢？

我的研究一再主張，許多社會現象具有群聚的特徵，是因為人的行為經常受到周遭人的影響。此種群聚未必都是地理群聚，不過大部分的群聚會反映在地理空間上。這樣的論點不禁使人疑惑，它是否與經濟學主張的理性行為相抵觸呢？理性行為就應該根據自由意志，極大化自己的效用。怎麼可以因為別人怎麼做，就跟著怎麼做？

先前我曾在一篇論文 (註) 中指出，民進黨支持度的擴張呈現空間聚集型態。轉眼間，現在的問題已經變成：民進黨支持度的衰退是否也呈現空間聚集型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意味著不管是擴張還是衰退，只要是政黨支持度的變動，都具有空間效應。如此一來，故事就更為完整了。

根據獎懲理論，當經濟表現不佳時，選民將會懲罰執政黨；反之，則會獎勵執政黨。因此在民主國家，反對黨總是想盡辦法指責執政黨的經濟表現不佳。然而，一旦客觀的數據並不難看時，反對黨要如何自圓其說呢？此時，他們通常會強調：「笨蛋！問題在人民的感受。」

本次立法委員選舉，泛藍陣營再次公開呼籲支持者拒領公投票。這使得「領不領公投票」的行為本身，與政黨偏好幾乎重疊。不過，票投給誰，是秘密；領不領公投票，則有很多雙眼睛在看你。因此選民決定要不要領公投票時，除了根據自己本身的政黨偏好，可能還會把周遭人的眼光納入考慮。如此一來，臺灣此種舉世無雙的政黨競爭方式，正好成為觀察地方脈絡與個體行為如何互動的實驗設計。

這六百多公頃土地，每年產值超過一兆元新臺幣。與此同時，還有眾多廠商想要擠進這個彈丸之地。他們為什麼想要聚在一起？難道聚在一起可以提升廠商的生產力嗎？事實上，包括矽谷、128公路等案例，似乎都顯露「聚集」有助於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許多發展中國家受到啟發，也紛紛設立高科技園區，希望將廠商集中起來可以促進產業升級。然而事實證明，絕大部分案例都無甚成效可言。為什麼竹科行、矽谷行，大部分仿效者卻不行？

猶記得 1980 年代末期，當我還在唸小學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節育的宣導。像是，「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孩子恰恰好」，至今我還能琅琅上口呢。曾幾何時，現在政府憂心的不再是「人口爆炸」，反而是「亡國滅種」了。

這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了，雖然宣揚空間分析的人總是不厭其煩地一提再提。他們述說著 Dr. John Snow 如何透過空間分析找出霍亂疫情的元凶，用以印證空間分析的厲害。我不是要來重複這個英雄史詩的，我所要提出的是警語。沒錯，空間分析確實幫助 Dr. John Snow 找到霍亂疫情的元兇。然而，證明元兇的關鍵證據，卻不是空間分析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