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會說話

臺大自創校以來，學生主要來自臺北的情況似乎不曾改變。一份針對 1938 年臺北帝國大學學生的調查顯示，將近六成的學生來自臺北州。這個比例與七十年後臺大學生來自臺北的比例，幾乎完全相同。臺北帝國大學以「臺北」為名，可說是名實相符。

一般公認，自然狀態下的出生性別比大約在 106 左右，亦即每 100 個女嬰對應 106 個男嬰。倘若這個數字明顯超過 106，可能就有性別選擇的情形。在科技發達的今天，性別選擇可在受孕或懷孕階段進行。也就是說，讓女嬰在呱呱落地之前就先被過濾掉。然而在過去，嬰兒的性別必須等到出生以後才知道，因此性別選擇的手段唯有殺女嬰。令人好奇的是，殺女嬰現象曾經在臺灣上演過嗎？再者，嬰兒母親的身分是否影響性別選擇呢？

這篇文章的內容曾於今年 2 月 23 日在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3 月 5 日在臺大經濟系、4 月 27 日在中研院歷史人口計畫等場合報告。同時，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為了編《台灣人文地理資訊系統的案例與研究》而向我邀稿。於是我將相關內容寫成散文的型式，出版於上述文集中。不過，我發現出版的文章內容出現一些錯誤，故在此提供修正後的版本。請見：人口統計與地圖的關鍵性交會。

本文最初是為了 2009 年 3 月 5 日在臺大經濟系經濟史專題討論的報告而準備的。報告當時，這個分析獲得相當多的討論，也讓我瞭解其缺陷所在。首先，魏凱立教授提醒，北部丘陵平均每甲產值的減少主要是茶葉價格下跌造成的。因此，這個分析有需要將茶產地考慮在內。劉孟奇教授的提醒更有如當頭棒喝：既然我能算出各街庄與車站的距離，何需再區分「車站地」與「非車站地」？直接考慮距離不是更精準？誠哉斯言！另外，我自己也發現一個思慮不周的地方。1915-16 年的物價水準與 1903 年的物價水準不同，直接將這兩期的產值相減，似乎不太恰當。我將這些缺陷做了一些修正，於 2009 年 6 月 24 日在中研院人社中心的演講再次發表。本來這篇文章應該順便修改的。但部落格的文章不算學術發表，所以我一直懶得去改。最近，吳聰敏教授有意引用這篇文章的內容，使我驚覺應該改正這篇文章的錯誤了。我把有缺陷的原文留了下來，目的是讓大家看看知識是如何演化出來的，並非一蹴可及。

修正後的內容，請見：再探縱貫鐵道的經濟效益。

傳染病對於人類歷史的影響，不只是奪走人命而已。疫情過後，傳染病甚至可在整個世代的身上烙印一輩子的痕跡，留下長久的影響。1918-1920 年，臺灣受到流感大流行的波及。這波疫情至少對臺灣社會造成三個方面的衝擊。最顯而易見的衝擊，是四萬多人在疫情期間被奪走生命 (見：流感大流行在臺灣)。另一個不易被發現的衝擊，是許多人沒有被生出來。據統計，在疫情期間受孕的人數，比正常水準短少 15-20％ (見：繁殖的季節)。流感的第三個衝擊，是讓疫情期間在娘胎裡的人，出生後一輩子都矮人一截。

生物通常擁有特定的繁殖季節，做為生物一份子的人類又豈能例外呢？雖說人類好像任何時刻都可以從事繁殖行為，但實際上，出生人數仍然呈現明顯的季節性波動。

1918~1920 年，人類史上最慘重的流行性感冒疫情爆發。據保守估計，這次大流行至少奪走兩千萬條人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還多。那麼，當時臺灣是否也受到這次大流行的波及呢？

最近，許多「篤姬」的觀眾為了德川家定的死亡而傷心。家定的死因是腳氣病，當時稱為「腳氣攻心」。包括家定之後的將軍家茂，以及家茂的夫人和宮，也都死於腳氣病。事實上，過去腳氣病可說是日本人的「富貴病」，奪走許多貴族的性命。至於平民老百姓，可沒那麼容易得到這種疾病呢。為什麼腳氣病專門襲擊富貴人家呢？

人們很容易想當然爾，以為傳統婚姻就是女子嫁到男方家裡。令人意外的真相是：一百年前的臺灣，每五場婚禮中就有一場是招贅婚，也就是男子嫁到女方家裡。各位不妨去戶政事務所調閱祖先的戶口資料，說不定會赫然發現：恁祖媽才是一家之主。

日本時代，未辦理結婚登記而實質上有配偶關係的情況，被稱為「內緣」。這通常是因為男方已有一位正式妻子，另外包養的女人不便登記為妻子。這種沒有名分的細姨稱為「內緣妻」，仍得紀錄在戶口資料中，因此他們的數量能夠被算得清清楚楚。